八年前我在韩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约我讨论东亚的文化问题。其中有一个话题是东亚有没有可能像欧共体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念。我对此毫无研究，当然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然而，东亚诸国的历史关系似乎要复杂一些。如以中国、日本、韩国(还包括北朝鲜与中国的台湾)为范围来讨论，韩国与台湾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一度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但是中国的文化曾经在历史上对日本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又成为日本崛起以后的主要军事攻击目标，而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也遭受了原子弹的摧毁与战败国的耻辱；现在中国和韩国在经济上都迅速崛起，日本也将面对新的考验；朝鲜半岛的南北问题，台湾海峡的两岸问题，都有待出现新的局面。这三国五地的多角关系至今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要理顺这些关系，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东亚不是欧共体。
这其间要理顺中日文化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点，是一件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最近读到刘建辉先生的《魔都上海》，感到了一种震撼。刘先生我并不认识，以前朦胧地知道他是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生，后去日本留学。从书的后记里我才知道，刘先生从1983年就负笈东瀛，应该是一位对日本问题有深刻见解的专家。这部著作原先是用日文写作，并由日本讲谈社出版。2003年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将其纳入规划项目，翻译为中文出版。我是第一次读刘先生的著作，其简洁的笔法，材料的铺陈，怎么看都像是出自训练有素的日本学者之手。一本薄薄的著述里隐藏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实非我等门外人所能详尽，书中透过日本人的“上海”记载，探讨的是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这里的主角是变化中的日本，陪衬者是上海。随着日本的迅速“近代化”(所谓的“脱亚入欧”政策导致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上海”这一最先西化的亚洲城市在日本人眼中的如何发生变化，以及他们心目中建构起怎样的“海派”意识？
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缺乏研究，谈不出什么心得，但对于海派的历史文化，多少有点自己的感受。刘先生用“魔都”来形容日本人的上海想象，实在是很恰当的比喻。我们过去称上海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等，意思大约是相近的，但都没有“魔都”这个名词来的贴切。这个词的发明者是日本浪人作家村松梢风，他读了先辈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后对上海这个城市产生强烈兴趣。芥川不喜欢半殖民地的上海，他笔底下的上海是一个“野蛮的都市”，与他想象中的“诗文般的中国”距离十万八千里。但是在村松的心目里，芥川嫌恶的腐烂因素，正是他所迷恋的颓废情调。他沉醉在魔都上海，充分享受吃、喝、嫖、赌、戏的“五大娱乐”(另一个日本作家井上红梅语)，由此，他真正体尝到了上海作为“魔都”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无秩序无统一之事”；二是“混沌的莫名奇妙之处”。这两大特点，用现在的话来归纳，一是混乱；二是刺激。前者是客观，后者是主观。这部书里摘引了村松对上海魔性的“礼赞”:站立其间，我欢呼雀跃了起来。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这是为何？现在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牵引我的，是人的自由生活。这里没有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的束缚。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有逍遥自在的感情在活生生的露骨的蠕动着。
我注意到村松梢风使用了一个词:恶魔。这个词应该就是鲁迅在日本时所用的“摩罗”，也就是魔鬼的意思。在西方有个相对应的词:thedaimonic(恶魔性)。这个词在西方文学里有重要的意义。从古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到近代的歌德、托马斯·曼等的创作，都塑造过这个恶魔性的形象。它的基本含义有两点:一是魔鬼般的、邪恶的；二是超人的、灵魂附体的，指它所含有的强大魔性，往往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推动力量。也有人把这个词译为生命的原始冲动力，能够激发起人的巨大的潜在欲望，以大破坏的形式来达到大的创造。所以，用恶魔性来形容和归纳上海的都市魔力，其实也就是波特莱尔所说的“恶之花”的巴黎，是资本主义畸形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繁华与腐烂同体生存的文化现象；同时，上海不同于巴黎的是，它本身并不是世界文化的影响源，而是一个半殖民地，被迫接受“现代性”。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西方殖民者的母国往往是天主教或者新教国家，在生活伦理上有许多禁忌之处，但是他们到了殖民地，一切禁忌都打开了，彻底放纵了，所以他们在道德上的颓废与糜烂，往往在殖民地变本加厉地体现出来。东方殖民地城市的繁华，是因为某些城市被作为西方掠夺殖民地资源的中心城市，它必须拥有西方发达社会同样享有的现代生活标准；而它所存在的腐烂文化现象，正是殖民者道德放纵的结果。上海的巨大魔性就是这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迅速形成的。“魔都”一词含有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绝非现在许多学者单面赞扬的所谓“现代性”那么纯洁可爱。
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日本来说，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上海一度还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中转站，是日本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榜样。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直接向西方学习现代性，国家综合力量超过了中国，上海的现代性才在他们眼睛里“掉价”了。这才会有芥川笔下对上海的讥刺和贬斥。但是应该认识到，日本与上海的现代化性质是不一样的。日本是亚洲国家里唯一没有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国家，它的现代化充满了主动性，而中国的上海，则是在半殖民的侵略和掠夺下被迫走上现代性的道路。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后果:日本的现代性导致了军国主义和集权统治，而上海的现代性则在繁华与腐烂中贯彻了自由主义和市民精神。针对这种复杂性，刘建辉先生也及时地意识到了。他在论述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体验时，揭示了日本人对上海的另外一种理解。他说:“对于追求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国民国家’的日本而言，依然处于‘杂糅’混沌状态的上海，毋宁说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甚至是一个‘有害’的地方。不断追求‘均一性’文化空间的日本，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相拮抗的上海之间的‘落差’，使曾经有过的两者关系颠倒过来，也使得众多从那种‘均一性’空间脱离出来的日本人有可能渡海来上海。”我理解这段话里最关键的词是“脱离”，日本日益走上“现代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集权国家，于是，杂糅了繁华、腐烂、自由主义的上海，反而成为某些企图脱离日本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沉湎于魔都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井上红梅、金子光晴等等，大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雄飞”的浪子们。
但是上海还是在变化，随着工业发展，工人力量的壮大和左翼势力的时尚化成为海派文化的又一特色。这也是我对海派文化的两个传统的描绘。在我看来，海派文化除了半殖民地化的繁华与腐烂同体生存的特色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工人阶级所构成的底层力量和左翼文化的时尚化与流行，左翼文化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时尚，它与半殖民地文化的腐烂性既相依存又相抵抗，这也是“现代性”所必然会有的副产品。于是，就有了民族主义的五卅运动和后来的淞沪抗战，海派文化具有了新的定义。而所谓“繁华与腐烂”的半殖民地的海派文化，到了张爱玲的时代就已经是回光返照了。这一点，刘建辉先生在书的结尾部分也注意到了，可是没有进一步的展开。但其并不是说，魔都不“魔”了，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来展开其魔性的力量，这也是后话了。
